冯大中访谈录
时间：二○○八年九月二十三日
地点：辽宁本溪“伏虎草堂”
采访者：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《中国当代画家》主编杨晓明
受访者：辽宁省美协副主席、著名国画家冯大中
杨：我很高兴能在您的“伏虎草堂”采访您。您是中国画虎的大家，据我所知，您并非学院出身，能讲述一下您的从艺历程吗?
冯：小时候画画当然是出于兴趣，不知道什么崇高远大的理想。少年时候喜欢看小人书，还玩打“小拍儿”。不知道您玩过打“小拍儿”没有?全部是古代英雄人物：吕布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周瑜、黄盖，个个画得活灵活现，英气逼人。我特别喜欢这些人物，所以开始认真临摹，画上圆圈，勾上线，上上水彩，用浆糊一糊，也挺像那么回事。那时我家穷，兄弟又多，家里拿不出钱供我买纸、水彩、画笔，我就自己捡破烂儿卖，拿卖的几毛钱去买画纸、水彩。直到中学我才知道还有宣纸、毛笔、墨、砚台，才明白国画。在老师的引导下，我十五岁那年立志要学习中国画，将来要出名，比如要出本书、发表一幅画什么的，那就是当时我的人生目标和理想。一九六五年我初中毕业，想以后进美院深造，便报考了美院附中，但是名落孙山。不是我笨，是政治原因。当时老师对我说：“你家里成分高，想直接考，永远进不了大学的门槛。只有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改造思想，与家庭成分划清界限，才有希望进入大学之门。”在这种思想支配下，我报名下了乡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一九六五年八月我下乡，成为文革前的一名知青。转年的春天我就开始请假复习功课，又画了大量的写生，准备报考美院。就在我报名不久，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，什么高校都不招生了，我的学院之梦破灭了。这对我刺激很大，但是我对绘画的热情并未扼杀，我坚信少年的标杆与理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天天讲阶级斗争，公社广播站广播批判文章，公社墙上贴满了文革漫画，每人要表态，所以我也写批判文章，也画政治漫画。白天参加运动与干农活，业余时间我仍坚持画画。我受中学美术老师李笑如的影响，从宋人绘画入手，同时也学李笑如老师的老虎，画得很逼真，几可乱真，我之所以喜欢宋人的绘画，因为它严谨，高度概括，有发现与创造的精神。但为了不与时代相悖，我也画了很多工农兵的画，也带上红卫兵袖章。
杨：冯先生，听了您的青少年成长经历，知道了您的学艺之路非常艰辛，尽管您没进入美院系统深造，但是我在观赏您的作品时，强烈感受到了学院绘画精神：尊重传统，写实结合。笔墨所在，道法自然。您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，如何达到这一高度?
冯：没有进入美院学习，也许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，但是同时也少了很多束缚思想的框框。按照教学大纲教出来的学生，五十个学生都按照那个去学，我的个性是不适合的。我希望学哪个就学哪个，今天看这个好就学这个，不好的我连看也不看，不浪费时间。比如美院强调石膏素描，我就没有这段基本训练，但是我有画线条那段练习，我把画石膏那种科学理念借鉴过来，否则我的画就不会再提高。画家画到一定的时候就是一个修养，要不你拔不了高度。所以我对自己的作品要求：特别生动、真实，有了生命力才能有力量，我如果画松树再像古人画一个个圈，那很概念化，这样的大树干有看头吗?肯定不好看。在我的作品中，画进去我对它的理解，用我的那种笔法，穿插、点染、勾勒，它就丰富，很接近生活的本体，但又不是照相。所以说作品不能像照片，像照片的东西绝无出路。包括意大利的郎士宁。为什么学他的人非常少呢?郎士宁的马，马晋先生学他，傅佐也学他，后来就非常少了。你记住一个规律，追学者多的画保证是受人喜欢的作品。郎士宁的画太写真，连树洞里一些小的东西都不放过，逼真表现出来，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念，中国画是讲究虚实结合，表现诗意意境。白石老人讲过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，这是中国画的艺术评判标准。
我不但学习古人的创作手法，也借鉴西方的绘画理论。比如我画树干的光，或者是立体面，就是素描关系。实际上我也没画过素描，但是我读过很多素描的东西。它为什么要那样画?比如说我画面上的东西(指着墙上刚创作完成巨幅松树题材作品《高山景行》)，你看四面周围不要很多线，需要线的地方才要用，那个树根就用线来表达，表现它深抓大地的力量。树枝我用线表现，但是主干上我的线却刻画的不那么多，有的地方有线有的地方不需要线，全有线就显得很僵，如果周围的边缘都用线锁住了，这个物体就不饱满，很薄。该需要有线的地方要强调，这样会产生力量和美感，这是一种美学思考和修养。
尽管我没进美院深造，但是我花了极大精力和时间研习宋元明清诸大家的山水经典作品，尤其是对范宽、李成、董源、马远、黄公望、沈石田、文征明等作品反复揣摹，心摩手追，几十年如此。又欣赏古人提倡的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的生活理念，游历名山大川，与自然对话交流，所以落笔要自得规矩，而又自出机杼，在法度中吟咏情性，作品自然就严谨而不失灵动，这需要长期的修养与善思的悟性。悟性对于一个有修为的艺术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，基本功的干锤百练，每个艺术家都能做到，但是悟性的开智与否，往往决定了一个艺术家之大成。今天讲悟性，曹俊的悟性就挺好，所以年轻人就画得进步挺快。我也是点拨他悟性的东西，我不讲一招一式。我也是在悟道后的一种创作体验，表达自己的心境与想法，与别人的创作方法自然拉开了距离。曹俊说更多的是我一种美学理念和修养对他的启发，这个说法是非常正确的。
杨：其实冯先生您的山水画是非常出色的，但是目前画坛提到您的大名，往往联想到是“天下第一画虎国手”美誉，您认为您的老虎作品过人之处在哪儿?
冯：过去讲事为心生，那么画也是为心生。因为作品表现出来的是画家本人心里所想的，心智通过他的笔墨表现出来的结果，这就是画如其人。我既想表现虎的威猛一面，又想表现它的温柔一面。二十年前我就说了，老虎肯定有它的语言它的感情，只是我们无法去探索它们的那个领域及它的语言情感世界。那怎么办?我表达我自己吧，用我自己的情感来表达吧。经过二十多年时间的探索表现，大家终于认可了。记得1986年全国美展的时候，全部的画就我一个人画的老虎。我表现老虎母子俩贴脸亲昵，通过拟人手法表达友爱与和平，猛兽如此何况人乎?后来我就多多侧重一些人性化，把人文的关怀注入作品之中，这种方式被社会认可，所以才引起了这么多人的关注与喜欢。如果说一开始就很模式化，一律是老虎回头张着大嘴，就没意思了。画有了概念化，人们就会不喜欢，也就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。我现在画山水也是这种理念。我在一九八四年的获奖作品《苏醒》就是山水画，是与宋雨桂先生合作的。从那以后我们俩合作了两年。两人合作就搞研究，这对我人生的绘画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，两个人的智慧通过沟通，比一个人在那里读书要事半功倍。我山水花卉什么都画，但因画老虎出名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淹没了。我亦喜诗词歌赋，于书法和篆刻都下过功夫，后来时间不够我就把它们偏淡了。因为随着社会的需求，随着家庭的需求，我自己生活的需求，为了我自己的事业更有成就，那么就想这段时间去攻画虎。后来发现因为社会需求太多，我也画不出来，再说满屋子都是老虎的话人们也会很讨厌的。所以我想把老题材重新挖掘一下，看看到底能表现到什么水平。去年我画了兰花，今天我又画了竹子，上个月又画了梅花，这个月又把松树画完了，我觉得我还发现点新意来，大家看了都觉得是纯水墨，是文人画追求的那种题材。目前这段时间创作山水，因为山水能表达自己的性情，老虎让人陷入一种形体当中。但是今年年初我画了一幅老虎，自己觉得还挺满意。画是表现一种哲理，不是简单表达单纯的老虎，所以说我要把我二十几年前的老虎与十几年前的老虎和现在的老虎，放在同一个展厅观看，这种前后的语言表现手法、表现理念、表现思想有所区别才好，如果画得和以往一样，就没有意思了。我想通过这些作品来展示我的艺术思想与美学思想心路历程，还有我内心的追求。
在近代中国画老虎的画家中，以张善仔、高剑父为代表，后者吸收日本绘画元素较多，表现形式相对也是日本的。张善仔表现题材相对深一些，用传统表现手法以工笔画狮子。后来我看到了我老师(李笑如)的画区别于张善仔和日本的画之间。我在七十年代画的老虎和老师一样，色彩表现手法绝对一样，教我临摹几遍我全会了，后来我就觉得这么画下去是绝对没有出息的，又吸收了刘继卣的画法。刘继卣父子是五六十年代表现走兽最杰出的画家，他们的色彩很典雅，但他画的虎狮是一种渲染丝毛。我把老师的画法和刘继卣的渲染结合起来，追求画面的轻松，这需要对艺术和美学的理解和表现手法的精湛。刘奎龄是走兽画大家，他的作品无一不精，我很佩服他们父子俩。后来在香港看到了刘奎龄的孙女刘葵，刘葵问我：“冯先生你为什么不拜我爸爸为师呢?”我说，“你爸现健在，我就拜他为师，但是那时我是一个穷困的学生，你们家是中国画名家，住北京四合院高门，即使我去你们家你们也不会理我，现在出了一点名了，有了一点成就，那我都是踩着前人的肩膀走过来的。” 我主张画老虎的时候，有的地方是用意笔的手法画工笔，工笔画像过去完全的勾线，那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多种手段，就像表现色彩，色彩要吸收西洋的东西，既要有主观的色彩又要有客观的色彩，把它们有机融合在一起，才能使画的品味高起来，否则的话品味不会高，画最重要的就是品味与意境，那么对笔墨的要求也就要精到。古人讲“神品、逸品、能品”，我想追求那种神品、逸品的境界。你想追求这些品质，你就得抛去物欲这些东西，我就是要为我的艺术而画，这才能画好，能保留我们这种风骨气质的一定是要保留，绝不能因为这些东西而失落了人文精神。当下媒体宣传，有正规的有民间的，现在官方的媒体，一些杂志、一些地区电视台都来找我，每一个地区的画家个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，表现方式也不一样。有的就利用媒体宣传造势，杂志今天登出十大杰出画家，明天又来五个大师，这些极不严肃，胡吹，是对艺术的亵渎，又严重扰乱市场，是对每一个有良知艺术家的伤害。有些年青人急于成功，急于被市场认可，必然借助于媒体力量和能量。我建议年轻的画家还是要从学养、从古人精神上吸收一些东西，否则等到时过境迁之后才感到什么都没有追求到，因为那都是暂时的，太杂乱了。现在画家的作品也是五花八门，标新立异，真心立住精神的不多，现在又崇尚复古，我最不崇尚复古。我认为古人的精神、古人的东西，我们要吸收，我们要借鉴，但是方向还是要看好，画古人的东西还没有古人画得好，那种山水画毫无生气，不是我们时代需要的那种感觉。要从生活中学习吸取，每个人的修养不同，体现出来的东西也不同，每个人的美学理念不一样，体现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，这才有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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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：听了冯先生的一番话，使我感到冯先生主张，一个好的中国画家需要全方位艺术修养与人品的修为，那您平时如何做好这些必修课呢?
冯：我一天的时间，一年的时间，除了画画，再就是外出。外出有写生也有开会与会友。在家里头我每天边画画边看书，书是每天必读。古人说“开卷有益”，有益于我心胸打开，眼界提高，思维活跃。我不会跳舞不会唱歌，不会打扑克打麻将，唯一爱好就是游名山大川和读经典著述，也喜收藏青铜器、瓷器、名人书画。收藏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，受古老文化的陶冶，使文化精神回归。比如青铜器第一是金文，金文演变到大篆，从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文字都不一样，到了秦汉就是小篆了。从古代青铜器可以看到中国书法艺术的演变。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冶炼、铸造和造型艺术，那时候能够造的这么精美，让我十分惊叹，我还喜欢收藏宣纸、砚台、墨、古画。有人说“玩物丧志”，我不这样认为，一个画家如果有传统文化的滋养，那他落墨就不俗。以前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傅抱石、吴湖帆等，不但是大画家，同时也是大藏家与鉴赏家。
杨：冯先生，我注意到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有一种现象，即出身名门望族的后裔，绘画的风格都较传统、典雅，如吴湖帆先生，而出生清贫的学子，往往会创造出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品，如傅抱石先生。这是为什么呢?
冯：我没有认真去想。是的，吴湖帆先生家学渊源，收藏巨富，傅抱石出身很清贫，这种因人而异的学术成果很难说清楚。于志学早年家也很清贫，后来他创造了冰雪山水画，开宗立派。我不赞成他去教徒弟了，我也不刻意去教别人画老虎。
你说我像吴湖帆先生，他功力深厚，家学渊源，他的画有的画得很好，有些画还不符合我的审美要求。虽然他用色典雅，很美，但是我不会这么画，这当然是美学理论或个人审美趋向不一样，因人而异。比如说范曾先生是以“诗为魂，书为骨”，我认为在范先生的作品中体现得很统一。我的画虽然不是明确的诗为魂，但是书法还是融合在里面的，我的画中不一定每一笔都要讲究书法，而是要求为艺术效果服务。有的地方就是书法的线，有的地方就不能，因为它需要质感，光是单纯的线条还不够。表达整幅画面的通体效果，需要更多的手段;这手段包括中西结合，古今相容，同时代的借鉴，书法、水彩，雕塑等等。比如说雕塑，魏晋时期的很概括，而西方雕塑很写实。我们形象不准，我们各个历史时期包括汉唐的雕塑，虽然线条很概括，但是都是比例不准确。你看西方雕塑那么准，那是用科学的眼光去分析作品，用科学的手段去塑造人体，所以非常准。两种文化的对比，不能说谁优谁劣，各有各的文化色彩，西方的雕塑，包括衣饰的流畅、写实、人体的健硕丰美，它都和东方的雕塑不一样，我们应该有选择有借鉴地把东西文化融合起来。你说我的画里有院派的东西，院派的东西就是科学手段，科学的这种美学方式，去画或塑造这东西，都很严谨。文人画那就是简练的笔墨，抒写画家自身的胸怀，像八大、石涛、倪云林等，我把他们的绘画精神借鉴过来，慢慢浸染在自己的作品之中，就好像吃饭，不能光吃馒头，要全面地吃。土的也好，洋的也好，这样作品内涵就丰富饱满了。
杨：刚才您谈到了您不愿带学生，可是目前在国画市场上到处能看到“冯大中式”的老虎作品，您对这样现象如何看待呢?
冯：我的老师学画从宋元入手，我也是从宋元入手，因为跟老师学画，他的一切都影响着我。当时我画虎的时候，天下没几个人画，那么现在画老虎已经成了过江之鲫，太多了。上月我参加全国当代第七届美展工笔画评选，五千多张作品就有二百多张老虎，我一看老虎就很反感。想当初我的虎入选画展时，那些老先生当评委，看到我的画，感到很亲切，为什么呢?它少呀，一看冯大中的老虎那么立意新颖，令人耳目一新，有冲击感，大家都投了我的票。现在年轻人也画得不错，有的比我获奖时的作品还好，但是为什么评不上呢?因为他们是踩着我的脚印过来的，没有跳出我的表现语言，都是在模仿我的图式。我画画最终表现的语言是自己对客观事物的理解，经过反复摸索研究出来的，那个时候我连相机也没有，参考书也没有这么多，上公园里去画速写，什么颜色毛感呀都要记住感受，回来后认真整理，对创作稿子反复推敲，一点点一步步积累起来，朝着自己的标杆迈进，不为物质所动。物质匮乏与物质发达都需要人有精神定力，当年如果物质发达我也不会只是画画卖钱而已，我直到现在也没有主动去卖画，因为我连创作还画不过来，所以说现在有人向我定画一概不定，这也需要有精神上的定力。社会上现在画画的人太多了，要想画出点成就来，被人肯定是非常难的，所以当下的年青人都想急功近利，追风追得紧，只要那个好卖，只要哪个获奖，马上第二次展览就有一大批，这是不可取的，一个好的画家，他必须有独立审美眼光和独立的人格魄力。
今年八月份我应中宣部部长下达的指示，随中宣部欧阳坚副部长、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胡振民副主席、中国美协刘大为主席去河南省民权县王公庄村去指导他们画虎，全村一千三百人口有五百人在画画，有很多人在专攻画虎，这个村成了画虎村，画画成了文化产业，画虎画出了新天地，画虎画出了新农村，放下锄头拿起笔杆，解决了就业。刘大为对我说：“你太了不起了，这么多人都学了你的画。”我那些画册被他们买了都翻烂了，他们又分四大虎王呀四小虎王，又带徒弟流水作业。他们问我看了有什么感想，我说他们临摹我的画能有饭吃，成为文化产业，我感觉我作了一点贡献，从佛家的观点来讲叫“普渡众生”。这么多人能靠画虎吃饭，变成小康生活，这不是我也有功德吗?过去看到造我的假画我很生气，那是因为我没修炼到家，现在我看他们临摹我的画，我感觉很高兴，可能我修成正果了，毫不生气，还要指导指导，但农民画就是农民画。从自己的成功到影响社会，我都首先感恩我的启蒙老师李笑如。
杨：冯先生那么您对绘画艺术最终追求是什么呢?
冯：我现在想朝着“神品”与“逸品”情调发展，“逸品”是最高境界。但是我强调是面对现代生活，对生活的理解，对人生的理解，对社会的理解。比如我表现松树，我表现它气象万千，生命力强盛，所以要求笔墨精到传神，表现松树岁寒不凋的昂扬精神，但是表现的时候不能概念化，它必须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，如张躁所说的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。”它既要求有扎实的绘画基本功，又要有创造的想像力，所以我对每棵树都有选择的写生，整个一段就是一个现实，一个固定的场景，组合起来，使它产生一种亲切感、自然感、庄严感，从而产生出松树伟岸与力量的视觉感，这是我将山水画理念引进到了树木创作上来，故而生动传神。我在画画的时候从小就是这样，老师给我引到这条路上，但是我和我的老师绝不能用同样创作手法。我把老师做人的认真态度，艺术上的一丝不苟继承过来。在艺术上老实不行，不老实也不行，既有老实的一面，又有不老实的一面。不老实是思想绝对不能老实，老实一面是指我绝不胡来，一定要遵照艺术规律来创作，这就是艺术的辩证关系。
因为我没进过学院，所以我强调自我的修炼，吸收学院的东西，包括吸收西方的绘画。我去卢浮宫、凡尔赛宫、大都会博物馆，看他们收藏的经典作品。西方人画人物，人体是暖调、显得很阳光灿烂，我也尝试用油画暖调的色彩感来画虎，画出了老虎温情又高雅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西方的绘画有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。按照中国画的传统，原色、主观色彩，还有就是物体的本来色彩，比如说岩石是赭石色，其实岩石不都是赭石色，也有青色、绿色微妙地过渡，但是统一地把它变成赭石色，这就是概念，或者是概括。花青赭石，我们这个时代再用这种表现方法去画，就觉得不行了，就觉得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需求了。所以我就把外来东西都融入进来，从理性上加以认识，产生自我的作品。我认为既要有传统，又要有熟炼的技巧，现代的理念，文人的那种典雅，学院派扎实的表现功力，这就是我创作与审美的指导思想。对于绘画探索我还会坚持走下去，老虎作品我肯定会要画，但是我想着变，这变不是表现在时髦上，而是向着它的极致推进，追求画面的立意高标，这是我们需探索的。山水画它表达的语言更丰富，我要画出一种既不是宋人但有宋人之神韵的作品，那种意境既来之于现实又来自于自我心源，绝不是纯客观的翻版。山水画客观不行，但是纯臆造更不行。现在一些人学黄宾虹，既没有达到黄老的学养，又没有达到黄老的功力，作品缺少生活的感受，看起来感觉不到亲切，不感人。
杨：谢谢冯先生接受央视的采访，最后请问冯先生对画坛有什么进言?
冯：我昨天跟朋友们讲了，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唤回古人的那种精神，古人那种诚信，现在很少。我看到一篇文章谈及此事，我很赞同。现在世界上金融海啸，人们在大谈金融危机，却很少有人谈“精神危机”、诚信危机。现在很少有人相互信赖，你不相信我，我也不相信你，瞎忽悠。这个时代没有相信，这是可悲的事。人世间需要相信，朋友们需要真情，这是这个时代所缺少的东西，所以要呼唤，不然越需求的东西就越缺失，我们都不愿看到它长此以往。
